[50]这就意味着，通过对土地的功能分区来操纵拟征收不动产的价格，在中国法上可能来得更方便。
按照这部宪法去做，我们会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于21世纪世界宪政文明的贡献必将令世人瞩目。
可以想象，随着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开辟和拓展，我们还将会有更多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这些成果将会以各种形式和方式丰富我国的宪法理念、理论和制度，中国宪法不可能踏步不前，它必将走出新路。1982年宪法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对了这条新路的方向，而且是从宪法层面上、从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方向。这些修改都充分显示了这部宪法与时俱进、刚中有柔的良好品质。笔者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它的宪法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创造和积累所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每一个爱国人士必须对它备加珍惜、始终坚持并努力不断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宪法法律至上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和最高指南。
也有一些宪法虽然从字面上看非常漂亮，但是属于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制定者压根儿就不打算付诸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毋庸置疑、有目共睹，但是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官场腐败、人治不绝的情景也是实实在在的，而根本救治之道就是民主法治，首要的就是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某些地方基层人民法院曾尝试性地设立过教育法庭或涉教案件领导小组等内部职能机构，其后又陆续地被全部撤销了。
我国传统的公办教育体制无疑也具有类似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首例教育法庭的设立与撤销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对于我们深入地考察教育审判机构的具体模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10]参见潮白：《由罗彩霞案看无奈息讼》，载《南方日报》2010年5月7日。[6]朱福惠：《理性看待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等案批复的废止》，载《法学》2009年第3期。
此外，特别专审非独立型作为一种混合式教育行政司法审查模式显然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去甚远。近代以来，受教育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入宪，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22]王洪成：《加入WTO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影响及对策》，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齐玉苓案之后的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院为什么明令废止该院之前关于齐玉苓案《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真实意图了。其重要的方面不仅仅体现在宪法条款的司法适用效力应当由谁来解释以及应当如何去解释，也不在于宪法条款在判决书中能否被援引，而在于我国专门的教育诉讼解决机制的建立尚付阙如，亟需在尊重我国国情体制的基础上合理地借鉴域外经验有步骤地建立起来。所谓专业性审判机关（机构），主要就是指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审理教育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机关（机构），如法国的行政法院，德国的教育法院等。
最后，经过法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两位家长须送孩子入学就读，诉讼费由学校承担。[6] 亦有学者指出：宪法案例中的裁判理由不具有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效力，所以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对其进行改变是可以的……最高院废止齐玉苓案批复，该废止对齐玉苓案本身不产生溯及力。[20] 笔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我国教育法领域既存的某些非民事非行政教育纠纷案件同样也是宪法对第三人效力理论难以合理解释和有效应对的。[23]莫纪宏：《宪法如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来发挥他应有的社会功能》，首届中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论坛，北京，2005年1月14日。
本文论及的宪法保障手段的泛法律化，就是指将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将宪法混同于一般的法律来对待和适用，通常表现为宪法对法律的抢滩。问题在于：宪法条款类似宪法领域中的帝王条款（如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之帝王条款一样）。
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以及应当如何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首先需要辨析的就是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2009年3月，时为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发现身份证号被他人冒用，遂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邵东县教育局、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市教育局、时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之职的唐昆雄等被告诉至法庭，请求法院判令王佳俊停止侵害原告姓名权、受教育权的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要求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以齐玉苓案和罗彩霞案为典型代表，公民受教育权的纠纷解决方式尤其是司法救济途径问题的探讨走到了学术研究的前台。[28] 日本的教育纠纷也先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来处理，当事人对主管部门的处理如果不服，可上诉所在地区的人事院或者人事委员会、公平委员会。撇开其他因素权且不作讨论，仅就保障当事人受教育权的救济渠道和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来看，罗彩霞案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反映出我国教育法律部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笔者看来，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手段的泛法律化，不仅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同样也有损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对此，笔者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就是：或许齐玉苓案和罗彩霞案随着司法程序的终结从形式上看似乎告了一个段落。尤其是在普通法律依据并不缺失的情况下，不加区分地简单地援引宪法条款，极易引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手段的泛法律化倾向。
王佳俊继而冒用罗彩霞之名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就读。司法机关之间认识分歧尚且如此，学界的理论纷争更是莫衷一是。
人们的教育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尤其是在普通的而非专门的宪法监督程序机制中寻求宪法救济，将宪法救济视同一般的法律救济，极易导致宪法救济手段的泛法律化。
教育法等部门法则是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权保障性条款的具体实现形式。[18]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发端于20世纪5、60年代的德国。
首先，该机构的组成人员应由在法院系统内选拔出来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组成，其办公经费和和业务费应纳入各级法院经费预算范围之内，从而保证该机构能够独立地开展各项审判业务活动。从稳妥和渐进的角度出发，教育法庭应当作为我国现阶段各级法院内部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无庸置疑，兼审非独立型已越来越不适宜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司法实践，亟需改革。[3]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该《批复》判决：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应支付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相应的间接经济损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10万余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刘昌海：《高考加分造成了多少个罗彩霞》，载《深圳商报》2010年8月17日。该法第81条还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此时，其作为纠纷解决机构的正当性无疑就会大打折扣。以法国为例，由于该国视教育为国家公共事业，各级教师均为国家公务人员，故涉及教育、教师的行政诉讼案件均由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在法国，是对应于普通法院的一类特殊的负责审理教育纠纷的专业性法院）受理和裁定。
笔者就此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由其作出受教育权权纠纷如何解释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自然是符合宪法精神的。[30] 日本对于各种教育纠纷，一般是按先民间、后行政、再司法的程序办理。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合理地审理各类教育案件，有必要仿照其他国家设立教育法庭，实现教育审判组织上的专职化和地位的相对独立化。美国教育纠纷案件主要就是由其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法院适用普通司法程序来裁判的。[33] 再如法国，当教育纠纷发生时，其解决途径除了可以通过上述教育系统内的司法行政制度来解决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解决途径，而且一般遵循先系统内、后系统外的程序。罗彩霞的总成绩为514分，王佳俊的总成绩为335分。
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责任，包括教育法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各级教育机构及其个人的教育法律责任，加强教育执法和司法的监督，从而保障教育法的有效实施，从而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救济渠道。[32]参见高如峰：《法国教育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研究》，载《外国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案件当事人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张文迪在案发后即被邵东县纪委实施双规。认为此案根本就不宜适用宪法，宪法的司法适用不仅误解了我国宪法的立法实施和行政实施机制，容易产生宪法理论上的混乱。
（参见陈道英 秦前红：《对宪法权利规范对第三人效力的再认识——以对宪法性质的分析为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5]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12月18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下发公告：自2008年12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27项司法解释。
